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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 你不能不認識的凱恩斯
作者: 曼恩	日期: 2009.01.09　　天氣: 　心情:

編按1:

媚說: 全球經濟風暴多少中小企業受不住盈虧紛紛關門，社會貧富不均亦更加明顯，只是國外政策適用在台灣嗎?百業蕭條的當今,保守一點似會好些，現今社會有那個行業說會賺錢→沒人敢說吧?

回應: 好像要做一點經濟學..政治經濟學..以及發展社會學三堂課的補課喔..不然還真是說不明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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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2:

這麼說好啦..1970年代的以出口外貿導向的台灣..面臨全球經濟衰退..一則因為以色列建國導致中東戰爭..石油輸出組織國家禁運石油..造成能源危機..二則當時社會主義國家糧荒..改向自由主義國家市場大量採購糧食..導致全球原物料上漲..以致形成全球的停滯性通貨膨脹...再加上美國改變金本位政策..當時採用固定匯率的台灣..最後因為出口下滑..國內外投資不振..所以總體經濟嚴重衰退..

當時還屬於威權體制的台灣當局..尊重專業...採用以李國鼎等為首的一批親美派技術官僚的建議..運用美國小羅斯福總統的新政方法..以工代賑..服譍諾貝爾獎得主凱恩斯的理論..做出"十大建設"的經濟建設計劃..果然.實施不久之後..開始帶動台灣另外一波的經濟成長..所有現在必備的重要基礎建設也都在那時候完成..

當前全球經濟大衰退..各國政府不斷急救..現在全球各國政府幾乎也都公認只有採用凱恩斯理論才能救亡圖存..日前日本具全球重量級份量的經濟大師..大前研一..還譏笑美國歐巴馬的振興經濟方案7-8千億美金根本不足因應..並認為至少須要5兆才足夠..

1930年代的大蕭條..藉由凱恩斯理論..而拯救全球經濟...1945-1975年歐洲採用凱恩斯福利國家體制而創造所謂的"黃金三十年"...至於東亞地區的發展..向來都是以..凱恩斯為導師..但是從1980年代以來..全球新自由主義浪潮興起之後..也剛好已經背離凱恩斯三十年..但是..凱恩斯在此時的重回世界主流..還不是新自由主義盲目放縱市場終於惹火燒身

所以以下的資料..就是關於偉大的凱恩斯..是你我不能不認識的凱恩斯..所以特別開放COPY..可以回家慢慢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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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恩斯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330230 )

美國《時代》週刊推崇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近百年來資本主義顯學，全球各國財政部長採用最多的主張，天才經濟學家凱恩斯不朽的一生

　　如果說英國歷史上，對世界舉足輕重的兩位大人物，其中一個是大文學家莎士比亞，另一個就是經濟學家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

　　被譽為「經濟學界的愛因斯坦」、「資本主義的救星」、「戰後繁榮之父」，人們加諸凱恩斯的光環，究其一生卓越的成就，實至名歸。

　　凱恩斯不僅是經濟學理論上的天才，更是大膽的實踐者。他勇於打破舊的思想束縛，率先提出國家干預經濟的主張，對整個總體經濟學貢獻極大；他對戰後財政、貨幣和社會保障的影響，讓英國贏得財政上的獨立，並得以應付長達六年的世界大戰；他率領英國代表團出席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布列頓森林（Bretton Woods）世界經濟會議，推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成立，使戰後的世界金融體系因此建立。

　　凱恩斯終其一生致力於經濟學的研究和經濟問題的解決，一如在戰場上奮鬥至最後一刻的士兵。他曾說：「從長期來看，我們都死了」，然而，凱恩斯的思想卻永遠活在人們的心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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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恩斯主義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7%AF%E6%81%A9%E6%96%AF%E4%B8%BB%E4%B9%89 )

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或凱恩斯主義）是根據凱恩斯的著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凱恩斯，1936）的思想基礎上的經濟理論，主張國家採用擴張性的經濟政策，通過增加需求促進經濟增長。

凱恩斯的經濟理論認為，宏觀的經濟趨向會制約個人的特定行為。18世紀晚期以來的「政治經濟學」或者「經濟學」建立在不斷發展生產從而增加經濟產出，而凱恩斯則認為對商品總需求的減少是經濟衰退的主要原因。由此出發，他認為維持整體經濟活動數據平衡的措施可以在宏觀上平衡供給和需求。因此，凱恩斯的和其他建立在凱恩斯理論基礎上的經濟學理論被稱為宏觀經濟學，以與注重研究個人行為的微觀經濟學相區別。

凱恩斯經濟理論的主要結論是經濟中不存在生產和就業向完全就業方向發展的強大的自動機制。這與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所謂的薩伊法則相對，後者認為價格和利息率的自動調整會趨向于創造完全就業。試圖將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聯繫起來的努力成了凱恩斯《通論》以後經濟學研究中最富有成果的領域，一方面微觀經濟學家試圖找到他們思想的宏觀表達，另一方面，例如貨幣主義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試圖為凱恩斯經濟理論找到紮實的微觀基礎。二戰以後，這一趨勢發展成為新古典主義綜合。
當時占統治地位的經濟假設和理論中的問題日益明顯，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是較早察覺到這些問題的思想家之一。當物理學開始質疑絕對時間的必要性，作家們開始質疑敘事結構，作曲家開始質疑調性的和諧是否必須的時候，凱恩斯開始質疑當時經濟學上的兩大支柱：首先是貨幣是否必須要有一個牢固的基礎，一般用的是金本位，其次就是薩伊法則所認定的，如果需求減少，則供給或者價格也會相應減少，從而重新達到平衡。

凱恩斯自己與倫敦的布盧姆茨伯里區有著緊密的聯繫，而且陶醉於改變人們思想的氛圍。正是這一經歷和凡爾賽條約的簽訂使他最終決定與傳統理論決裂。1920年他寫出了《和平的經濟後果》這篇文章，文中他不光闡述了他認為的凡爾賽條約的整體經濟後果，而且確立了他作為一個有可以影響國家決策的實際從政經驗的經濟學家的地位。

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發表了一系列關於國家權力和整體經濟趨勢的效果的文章，發展了貨幣政策不僅僅是一個固定的參照物的理論，他越來越相信經濟系統不會自動地沿著一個曲線即經濟學叫所謂的最優生產水平前進。可是他既沒有找到證據，也沒有找到一個形式來表達這些思想。

30年代晚期，全球化的經濟系統開始衝擊英國——當時居於中心地位的國家。為了利用競爭優勢，英國按照自由貿易政策，從其它地方進口食品和其他低價值商品，並用節約出來的勞動製造高價值的商品用於出口。這一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的應用使英國達到了帝國的顛峰，並控制了包括印度、埃及和廣闊的殖民地以及其經濟和軍事上不同英國的盟國如加拿大和澳洲。

隨著德國經濟的崩潰和超通貨膨脹的來臨以及後來被稱為大蕭條的全球生產衰退的到來，對金本位，經濟自動調整的特性以及以生產帶動經濟的模式的批評開始浮出水面。數十個不同的學派爭奇鬥艷。凱恩斯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傳播著一個簡單的觀點：大蕭條之所以產生是因為三十年代的時候在生產和投資領域有一股投機的風潮——當時的工廠和運輸網路遠遠超出了當時個人的支付能力。對「需求不足」的重視和他創造的允許政府能夠調控經濟中的關鍵組成部分的形式使當時的眾多年輕經濟學家接受他的理論和方法。
也有眾多的經濟學家反對他的理論，認為導致蕭條的根源不是需求的缺乏，而是對商業的信心；所以正確的方法應該是削減政府開支，從而恢復對重返金本位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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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恩斯的理論

凱恩斯認為生產和就業的水平決定於總需求的水平。總需求是整個經濟系統里對商品和服務的需求的總量。在微觀經濟理論中，價格、工資和利息率的自動調整會自動地使總需求趨向于充分就業的水平。凱恩斯指出當時生產和就業情況迅速惡化的現實，指出理論說得再好，事實上這個自動調節機制沒有起作用。問題的關鍵在於「需求不足」是否存在。根據古典主義經濟理論——《通論》以前實踐中常用的說法——需求不足只是衰退和經濟混亂的癥狀而不是原因，因而在一個正常運行的市場中是不會出現的。

古典經濟學理論認為在一個經濟體系中達到充分就業的關鍵是兩點：一是供給和需求的相互作用決定商品的價格，價格的不斷變動反過來導致供給和需求的平衡；二是這個系統創造的新的財富可能會被保存起來用於將來消費或者用於投資將來的生產，同樣有一個供求機制決定著這個選擇。存款的利息率遵循同價格一樣的機制，即它是貨幣的價格。

即使是在「大蕭條」最嚴重的年份，這一理論仍然把經濟的崩潰解釋為缺乏有力的刺激生產的機制。所以合適的辦法是將勞動的價格降低到維持生存的水平，導致價格下降，從而購買力（就業）就會回升。沒有作為工資付出的資金將會轉化為投資，也許是在其它的產業。關閉工廠和解僱工人也是必須採取的辦法。其它關鍵的政策措施就是平衡國家預算，或者通過增加稅率，或者通過削減財政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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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金融時報》：從凱恩斯理論分析金融危機三大教訓 (http://big5.ce.cn/xwzx/gjss/gdxw/200901/07/t20090107_17893658.shtml)
2009年01月07日 11:28 來源：新華每日電訊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站1月6日刊登該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撰寫的文章，題為《從凱恩斯主義反省金融危機》，運用凱恩斯經濟理論分析了金融危機的三大教訓，摘編如下：

和所有先知一樣，凱恩斯為追隨者提供了模棱兩可的訓誡。如今，在凱恩斯辭世62年後，在又一場金融危機發生並出現經濟衰退之時，我們更容易理解凱恩斯的教義中有哪些內容仍然適用。
　　在我看來，有三大教訓。

　　第一個教訓由明斯基進一步發揚光大：即不要把金融家的話太當回事兒。一個可靠的銀行家並不能夠預見並避開危險，而是在破產時，能夠以常規的方式與其他銀行家一起破產，這樣一來就沒人能夠真正指責他。因此，“有效市場”的概念對他來說是不成立的。
　第二個教訓是，不能用分析單個企業的方法來分析總體經濟。對於單個企業來說，削減成本是有道理的。但如果全世界都試圖這麼做，只會導致需求萎縮。
　　第三個、也是最重要的教訓是，我們不應該把經濟當成道德故事。凱恩斯的天才在於強調，我們不能把經濟體系當成一齣道德劇來對待，而是應該把它當成一種技術挑戰。他希望保持市場經濟，但不認為自由放任會讓這個理想世界一切圓滿。

　　然而，如果凱恩斯在世，他會堅持認為這些方法都是愚蠢的。市場既不會萬無一失，也不是可有可無的。市場的確是生產型經濟和個體自由的基礎，但它們也會出現嚴重錯誤，因此必須謹慎加以管理。奧巴馬的當選無疑反映出美國對實用主義的渴望。如今全球經濟危機是我們共同面對的問題，因此，新一屆政府的任務是帶領美國和世界找到一種實用主義的應對方法。

　　短期挑戰是維持總需求，凱恩斯也會這樣建議。央行為借款人直接提供資金同樣重要。與此同時，必須花大力氣“清洗”家庭和金融系統的資產負債表。債轉股無疑將成為必要舉措。
　　長期的挑戰是，如何促成全球需求調整。不可能指望赤字國家花錢花到破產，同時，順差國家還在指責這是鋪張浪費，儘管它們的出口企業從中獲利豐厚。在為重構全球經濟秩序所進行的必要努力中，核心問題是新一屆美國政府必須以什麼為重點。

　　構建新的全球金融監管體系、並施行能夠抑制信貸激增和資產泡沫的貨幣政策的努力，也必須遵循實用主義方針。正如明斯基所闡明的那樣，不存在什麼永久不變的答案。但是認識到一個複雜金融體系的系統性缺點，會是一個良好的開端。
...................
石良平：凱恩斯理論的遺產 (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49154/49155/4238844.html )

70年前，也就是1936年的2月4日，凱恩斯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以下簡稱《通論》)出版，從此，這部劃時代的著作把西方經濟和西方經濟學帶上了一個嶄新的征途。70年來，凱恩斯的理論經歷了被人們頂禮膜拜、一統天下，到受到懷疑、遭遇批判，再到起死回生、再度崛起的過程。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凱恩斯的理論正在被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所借鑒，使這些后起國家的經濟避免了大起大落的陣痛，克服了市場失靈的損失，但同時也使這些國家承受著財政赤字、債務危機的痛苦。正因為對凱恩斯理論的評價褒貶相持，我們就更有必要認真地看待它在過去、現在乃至將來的影響力。

　　一、《通論》開創了經濟學研究新天地

　　大蕭條、大危機、大動蕩激發了凱恩斯思維的靈感，誕生了這一傳世之作。

　　經濟學界公認，現代宏觀經濟學誕生於凱恩斯的《通論》。在凱恩斯以前，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已經開始將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從個人行為延伸至整體行為，其中庫茲涅茨創立的宏觀經濟數據統計體系、米切爾對商業周期規律的研究、庇古對經濟總量時序數據的研究被看成是凱恩斯以前最重要的西方古典宏觀經濟學成果。然而，1929-1933年全球經濟大蕭條徹底動搖了西方古典經濟學的根基，人們對被古典經濟學奉為聖典的“看不見的手”的市場力量對整體經濟的調控能力產生了前所未有的質疑。正是這種大蕭條、大危機、大動蕩激發了凱恩斯思維的靈感，誕生了《通論》這一傳世之作。

　　凱恩斯理論之所以對傳統經濟學產生沖擊，是因為凱恩斯以敏銳的眼光看到了市場的失靈。凱恩斯認為，市場力量之所以不能將衰退的經濟帶出底谷，是因為經濟中的某些價格(如工資)具有剛性，不能根據外部經濟的變化迅速變動，不能平滑地調節經濟，從而使市場力量受阻。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政府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進行調節，從而很好地彌補市場力量的不足。很顯然，凱恩斯提供了一個完全不同於古典經濟學的理論分析框架，提供了一個對現實經濟問題進行解釋與思考的全新理論體系。從實踐上說，在《通論》出版前三年，美國總統羅斯福推行“新政”，即運用大量公共投資和社會補貼以及擴大銀行貸款規模以挽救當時嚴重的經濟危機，並收到了明顯績效。《通論》無疑是給這種政策提供了強大的理論依據。二戰以后，各國政府全面介入戰后重建，凱恩斯的理論迅速得到了人們的普遍認可，並將其視為正統經濟學體系，以取代傳統的古典經濟學體系，這一取代被稱為“凱恩斯革命”。

　　盡管現在經濟學界對凱恩斯對經濟理論的貢獻大小仍存在著爭論，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20世紀沒有一個經濟學家像凱恩斯那樣對后來的西方經濟學家產生如此深遠的影響。

　　《通論》的理論創新和中心命題是有效需求，以及產出變動而非價格變動對宏觀經濟的調節作用。有效需求理論認為，一國的產出水平(就業水平)取決於總支出，主要包括居民的消費支出和廠商的投資支出。由於消費支出是內生的，因此基本上是消極的，它主要取決於人們的收入水平而不是利率水平。投資支出則取決於投資的預期收益(資本邊際效率)和利率的比較，從而使投資支出成為一個極不穩定的變量，最易產生廣泛而突然的波動，因此從本質上說，就業水平真正依賴的實際上就是投資這個極不穩定的因素。

　　根據資本邊際效率理論，凱恩斯認為投資者對投資的未來收益預期比現期融資的利率重要得多，因此他對利率調整投資量的有效性提出了質疑。凱恩斯認為，所謂利率決定於節儉和資本邊際生產率這些真實因素的觀點是錯誤的，利率應該是一種純粹的貨幣現象，它取決於公眾的流動性偏好(貨幣需求)與貨幣當局貨幣供給的關系。利率是人們放棄流動性的報償，而不是推遲現期消費的報償，也就是說，公眾的流動性偏好比儲蓄決策對利率有更大的影響力。由於流動性偏好會隨著人們的交易需求和投機需求而改變，因此貨幣流通速度也是一個極不穩定的變量。

　　由此可見，在凱恩斯的理論中，產出和就業都是由有效需求決定的，勞動力市場的正常運行並不能確保達到充分就業水平。利率是由貨幣供給與貨幣需求關系決定的，而不是由儲蓄和投資決策決定的。投資的邊際效率變化可以通過乘數效應引起真實產出的變化，最終通過收入的變化，使儲蓄調整至與投資相等，充分就業水平也就可以實現。由此可見，凱恩斯的理論徹底摒棄了古典經濟學關於“供給可以創造自身需求”的原理，創造性地提出了“需求創造供給”的思想，並使之成為自身理論的核心。

　　在《通論》對有效需求理論進行推導的過程中，凱恩斯引入了構成現代宏觀經濟學的許多新概念，如上面所講到的邊際消費傾向、乘數、資本邊際效率、流動性偏好等。這些新概念構成了凱恩斯的總供給總需求理論，並最終確立了宏觀經濟學這一學科體系。

　　實際上，《通論》所闡述的觀點已經遠遠超出了被傳統經濟理論理解的一個經濟學家所能做的范圍，它將政府的力量提到了一個全新高度，使經濟理論具有了明確政治含義：在經濟蕭條時，要等待經濟自己回復到自然率水平是靠不住的。在發生經濟衰退時，再一味強調平衡預算不僅是愚蠢的，而且非常危險，隻有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才是回到高就業水平的根本措施。

　　二、《通論》體現凱恩斯的個性

　　凱恩斯從事研究的唯一目的就是使經濟理論能為現實經濟服務。

　　凱恩斯之所以有如此創造性思維，是與他所處的背景及個性有關。凱恩斯的父親是劍橋經濟學家和邏輯學家，其母親也是早期劍橋畢業生，曾任劍橋市長，因此他在青少年時代就有機會同一些經濟學家和哲學家接觸，並接識一些有文學藝術才能和創新精神的朋友。后進入劍橋大學專攻數學，以優異成績畢業后到劍橋皇家學院任經濟學教師。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被征召進財政部工作，曾以英國財政部首席代表身份參加巴黎和會並因對德國賠款問題的意見未被接受而忿然辭職回到劍橋。以后擔任權威刊物《經濟學雜志》主編，先后出版過幾本名著，從事証券投資獲利數十萬英鎊，兼任不少公司的顧問或董事，開辦過藝術劇院，擔任過皇家學院總務長。1930年代，他已是國際知名人物，二戰期間擔任了英國財政部顧問，戰后又積極參與籌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國際開發銀行的工作，后因操勞過度，於1946年60歲時心臟病突發而逝世。

　　從凱恩斯的經歷可以看出，他一方面是才華橫溢的思想家，思想敏銳且具辯才，精力充沛而絕對自信，始終堅持自己的獨立見解，不崇拜個人，更不崇拜傳統教條﹔另一方面他又善於吸納新知識，喜歡反省自己，一旦發現外部環境發生變化就能很快放棄舊觀點而提出新觀點，故有人說他是“多變的凱恩斯”。在《通論》發表以前，他的這種性格的最重要體現是1919年出版的《和約的經濟后果》一書，這本書使當年33歲的凱恩斯一躍成為知名人物。巴黎和會期間，很多人都想使戰敗的德國支付盡可能多的戰爭賠款，以懲罰德國而治愈自己的戰爭創傷。凱恩斯從貨幣經濟理論角度堅決反對迫使德國支付過多的賠款，認為賠款國大量支付賠款必然使本國貨幣對外國貨幣的價值相對降低，從而有利於賠款國的出口，其結果反而使賠款國所支付的賠款從進出口貿易中得到補償，最后不僅是那些獲得賠款的國家實際上代替德國支付了賠款，而且還不利於歐洲經濟的恢復，並有可能引發又一次戰爭。可惜他的這種主張在當時條件下是很難被人接受的。

　　之后，凱恩斯發表了一系列著作和論文，其中最為著名的有三部，即《貨幣改革論》、《貨幣論》和《通論》，前兩部名著可以看成是為《通論》作的鋪墊。從所有這些學術成果中可以看出，凱恩斯從事研究的唯一目的就是使經濟理論能為現實經濟服務。他的廣泛閱歷、反叛精神、正視現實的作風、不斷反省自己的勇氣都為他的巨著誕生打下了扎實的基礎。

　　《通論》出版的消息傳出后，美國各大學的青年學者等不及當地書店的發行，就急於聯名寫信到英國函購。盡管《通論》的篇幅還不及《國富論》的一半，而且還存在著體系不夠嚴密、理論概念前后不一致，是公認的歷來經濟學名著中條理最不清的著述之一，但這絲毫沒有影響它對西方經濟學的影響力。它的問世，不僅使現代宏觀經濟學得以形成，更重要的是使西方經濟學理論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其追隨者無數，並以標榜為凱恩斯主義者為榮。凱恩斯去世后，眾多經濟學家總結並發展了凱恩斯理論，形成了炫耀一時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派。

　　20世紀50至60年代，世界經濟進入了戰后高速增長期。政府對經濟的介入及調控使經濟保持了比較平衡的增長。這些實踐都証明了凱恩斯理論的正確性，從而使凱恩斯主義佔據了西方經濟學的主流地位。同時，經濟學家們也開始圍繞凱恩斯理論存在的缺陷，展開了大規模的研究、修正與改進，形成了一大批對經濟學發展有著重要意義的學術成果。在眾多經濟學家的修正與補充下，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變得更為完善和成熟，並在60年代達到頂峰。
三、凱恩斯理論的危機和復蘇

　　無論是贊成還是反對，西方經濟學家都不得不圍繞著凱恩斯理論展開自己的研究。

　　然而，進入20世紀70年代，凱恩斯理論遇到了極大的挑戰與危機。70年代的石油危機，使大多數西方國家都出現了在高通脹情況下的高失業，菲利浦斯曲線消失了，經濟進入了“滯脹”時代。而在這之前，沒有一個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預測到滯脹的出現。這一現象尤如30年代大蕭條出現那樣讓所有經濟學家開始對凱恩斯理論進行深刻反思。經過多年研究，經濟學家得出解釋，即滯脹的出現是因為形成了一種同時對價格和產出產生不利的供給沖擊。這種理論的出現，顯然是對以有效需求為核心的凱恩斯理論提出了挑戰。

　　上述挑戰的主要代表是以盧卡斯、巴羅和薩金特為首的一小部分青年經濟學家。他們認為政府在系統穩定經濟方面是無效的，這是因為微觀經濟主體是理性的，他們會根據政府的政策迅速調整自己的決策，由於他們的決策比政府更加靈活，所以政府的政策效應會很快被抵消，從而使政府的政策失靈。他們認為，由於企業和個人是理性的，他們會對政策制定者可能制定的政策進行預測(理性預期)，並通過這種預期提前對政策作出反應。很顯然，這是政策制定者和經濟主體之間的一種博弈過程，這一博弈會使政策的效果在這些微觀主體的理性預期行為面前變得非常微小，根本不可能像凱恩斯所預言的那樣有效。后來，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的研究還証明：由於預期和博弈的存在，政策制定者的一些動機很好的決策，卻往往會導致不良的后果。

　　自盧卡斯等人提出了理性預期理論后，這一思想很快得到了經濟學界的普遍認可，圍繞著這一思想所展開的研究貫穿了整個70-80年代。隨著對理性預期理論研究的深入，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陷入了深深危機，西方各國政府紛紛拋棄凱恩斯主義，開始返歸新古典經濟學。然而，80年代世界經濟履遭重創的經歷並沒有証明新的理論有什麼獨到之處，於是人們就對理性預期理論產生了疑問：在經濟決策過程中，個人、企業以及金融市場的參與者是不是都能理性地形成預期？人們的現實預期與理性預期之間的差異到底有多大？進入90年代后，有一批經濟學家開始針對現實市場的不完美性重建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並形成了名義剛性、真實剛性理論，以及以“效率工資”理論為代表的失業理論，所有這些理論都在繼承與修補凱恩斯理論方面做出了貢獻。

　　由此可見，從《通論》誕生至今的70年間，盡管對《通論》的評價起起伏伏，但一點不影響凱恩斯理論至今仍是西方經濟學研究主線的事實。無論是贊成還是反對，西方經濟學家都不得不圍繞著凱恩斯理論展開自己的研究，《通論》的影響可見一斑。

　　四、凱恩斯理論與中國宏觀調控

　　如果沒有一定的市場化規模，宏觀調控的效應就難以到位。

　　盡管我國學界從上世紀80年代就開始引進和研究凱恩斯理論，但我們對凱恩斯理論的真正理解還是在1998年以后。1998年以前，盡管我國以社會主義市場化為取向的經濟改革已經實施了20年，但我們所面臨的環境基本上還是以短缺經濟為主，供給不足導致我們把主要精力放在解放生產力、提高勞動生產率、調整產出結構、刺激供給方面，我們要克服的主要困難是刺激供給和調整價格結構所帶來的通貨膨脹。

　　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爆發誘發了我國經濟實際上存在著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金融危機所引發的周邊國家貨幣的大幅度貶值，使我國的出口貿易受到挑戰。這時候我們才意識到，我國這樣一個人口大國，主要靠出口帶動經濟的增長，一旦出口出問題，以產品過剩(有效需求不足)為基本特征的通貨緊縮就立即顯現。

　　正是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我國1998年採取利用積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刺激內需的措施。首先是實施赤字財政政策，財政赤字額從1997年的582億元逐年上升到2002年最高峰的3150億元。這些增加的財政支出主要用於興建公共基礎設施，希望通過乘數效應帶動收入增長，進而帶動消費增長。其次是實施更為積極的貨幣政策，除了將基准利率從10%以上一直降到2%以刺激私人和企業投資外，還將商業銀行的法定准備金從13%分兩次大幅度下調到6%，使貨幣投放增加一倍以上。此外，政府還連續實施了給邊際消費傾向高的低收入者加工資、通過減稅刺激當時蕭條的房地產市場、鼓勵下崗工人自主創業等一系列刺激經濟復蘇的政策。

　　從現在的經濟狀況看，這些政策對中國經濟擺脫通貨緊縮壓力，促進經濟持續、高速、穩定增長起到了十分明顯的積極作用。而且，在宏觀調控過程中，我們也逐步摸索出了一套符合我國國情的調控方式與方法。我們隻要觀察一下我國經濟波動的穩定性就可以看出目前政府在宏觀調控方面的成熟度。1997年以前，我國經濟一直沒有擺脫大起大落的周期性影響，例如整個80年代，最高年經濟增長率為15.2%(1984年)，而最低年增長率為4.1%(1989年)﹔90年代初期，最高年增長率曾達14.2%(1992年)，而最低年增長率僅為3.8%(1990年)。然而從1997年至今，我國經濟增長率則一直在7-10%之間波動，經濟波動明顯趨於穩定，這樣一種理想結果應該可以看成是宏觀調控的成功。

　　當然，我們也應當看到宏觀調控存在著的難度。從1998年以來我國宏觀調控的力度比較大，但尚未取得理想的效果。我曾仔細分析過其中的原因，發現政策效應不足與我國的市場仍然缺乏彈性有關，即IS曲線和LM曲線過於陡峭，導致私人投資需求和投機性貨幣需求對利率的彈性不敏感，使乘數效應達不到宏觀調控初始設計的水平。凱恩斯理論強調政府干預的前提是市場化的經濟環境，如果沒有一定的市場化規模，宏觀調控的效應就難以到位，這一點已被我國這幾年的實踐所証實。今年3月6日，胡錦濤總書記在參加“兩會”上海代表團討論時明確表示：“要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繼續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說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擴大開放。要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方向，進一步堅定改革的決定和信心。”這明確表明了中央堅持改革開放的決心，因為隻有堅持改革方向，宏觀調控才能更為有效。

　　除了市場化基礎外，我國還存在著大量過剩勞動力問題。在可預測的未來幾十年中，我國每年將新增勞動力700萬左右，同時農村約有2億多剩余勞動力。如果按農村人口城鎮化每年增長1%計算，農村勞動力每年向城鎮轉移約1000萬人。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每年經濟增長率保持在8%左右，每年新增的就業崗位也就在800萬個左右。可見，就業問題之突出是其他國家所未見的，也是中國經濟長期面臨的一個巨大壓力。凱恩斯理論的一個重要出發點就是通過政府對經濟的介入來解決就業問題，因此，針對我國如此嚴峻的就業問題，我們應當根據國情來借鑒，從而為我國的經濟建設與經濟發展做出更大貢獻。

　　《通論》所闡述的觀點已經遠遠超出了被傳統經濟理論理解的一個經濟學家所能做的范圍，它將政府的力量提到了一個全新高度，使經濟理論具有了明確政治含義：在經濟蕭條時，要等待經濟自己回復到自然率水平是靠不住的。在發生經濟衰退時，再一味強調平衡預算不僅是愚蠢的，而且非常危險，隻有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才是回到高就業水平的根本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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