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統治精英：包含了所有在統治社會中，直接或間接扮演某種角色的領袖。統治精英通常可以被區分為軍事的、宗教的和商業的貴族政治。統治精英的社會基礎，可以是開放的或封閉的，但他們會經常面對來自反精英（counter-elite）的挑戰或取代：「歷史乃是貴族政治的墳場（History is the graveyard of aristocracies）」。
(2) 非統治精英：指除了統治精英之外的所有精英份子。
另外，拉斯威爾對「精英」一詞的定義是：「政治乃是對影響力者的研究，……有影響力的人，是指那些在能夠得到的事物中，得到最多的人，……那些得到最多事物的人就是精英，其他的人便是群眾」。
n 古典精英理論（Classical elite theory）
古典精英論者如莫斯卡、柏烈圖和米歇爾斯提出一個科學的理論，來證明由少數精英來統治社會中其他的人，這是不可避免的。他們直接的目標有兩個:
第一，他們主張1890年代之前，盛行於多數歐洲社會主義政黨間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對人類社會中存在的「宰制」（domination）所做的解釋是不對的、有限的。
第二，與同時代所流行的自由主義的樂觀主義正好相反，他們主張過渡到擁有代議民主體制的工業社會，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社會分代成統治精英和大眾的社會階層化（stratification）的事實。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和精英流轉（elite circulation）也許會增加，統治團體也許會變得異質化（heterogeneous），但是寡頭政治必然會持續下去。
n 民主精英論（Democratic elitism）
後來韋伯在1917年的著作《重建後的德國國會和政府》（Parliament and Government in a Reconstructed Germany）中，主張自由主義的代議政府和精英理論是可以調和的，認為國會精英的意志，能夠而且應該施加在官僚體制之上。由於官僚體系是不可以扛碎或廢除的，因此提供強有力的（dynamic）、非凡的（克里斯瑪型的，charismatic）的政治領袖來官僚機器，是十分重要的，唯有一個強力的、有用的國會（指的是英國模式），透過各種委員會制定政策及監督官僚體系，才能產生強力的領袖。
熊彼得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及民主政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1944）一書中，把民主定義為「為了達到政治的決策所做的一種制度上的設計，在這種設計中，每個人必須以競爭的方式獲得人民的選票，才有權力去做決策」。自由民主政體僅僅是一種統治的方法，這種方法要求兩組或多組政治領袖，為了獲得大眾選民的支持而競爭。民主不是自由、平等；參與，或是讓所有人都滿意的產品，民主只是一種過瀘政治輸入（political input）以產生精英多元主義（elite pluralism）而非單一精英宰制的方法而已。
在1970年代，所發展出的統合主義理論（corporatist theory）則推論精英份子是互相勾結串通，而不是彼此競爭的。
n 激進的精英理論（Radical elite theory）
另外，享特則把精英概念的使用具體化，使用系統研究的技巧，宣稱在美國城市中，發現一個階層化的權力金字塔，其頂點是操控在地方政治組織正式結構之外的企業和社會精英手中。而此觀點更開啟了精英理論者和多元論者有關「社區權力結構」（community power structures）的廣泛辯論。
在國家的層面上，另一位重要的社會學家米爾斯則發展出「權力精英」（power elite）的概念：即是由大企業、軍方及環繞在美國總統身邊的政治系所組成的三頭領導團體。米爾斯認為在美國，權力精英控制了主要的「創造歷史」的決策，而把大範圍的、較不重要的國內事務交由國會和各州政府等「權力中層」（middle levels of power）去處理。
& 方法與價值
n 有關社會的科學性知識（Scientific knowledge of society）
精英理論採取一種社會科學的實證主義觀點，莫斯卡和柏烈圖皆主張，他們的結論是以直接的經驗研究為基礎，並且是遵照一個十分確定的方法論。由於二人所使用的方法是歸納的，因而是有爭論的；建立在過去的證據上的法則，不能先驗地排除出現一個截然不同的未來的可能性，實際上，古典精英論者對寡頭統治的必然性的決定論信念，跟馬克思相信歷史是向共產主義辯證的發展，是完全一樣的。古典實論者也沒有提出容易被檢驗的命題，或者像嚴格的實證論那樣，提出對馬克思主義系統的經驗性的否定。對批評者來說，他們的許多命題過於曖昧，因而差不多是「套套邏輯」（tautologous）。
韋伯認為在社會科學中使用理型是絕對必要的。像「資本主義」、「自由民主政治」或「國家」都是理型，而理型是使經驗的一般化和比較成為可能的建構物。
n 權力與宰制（Power and domination）
對精英論者來說，權力是人類存在的普遍特色；政治的現實主義者也認為，權力是一種天生就不平等的關係，是一個人或一群人，企圖從別的人或別的團體身上，獲得服從或者把依賴強加在他們身上。而韋伯把權力定義為「一個行動者，在一個社會關係之內，能夠不顧他人的抵抗，而佔有實現其意志的地位的可能性，這樣可能性與其基礎無關」。
精英論者主張，多數的社會關係充滿了權力的運用，即使許多社會衝突或交戰，看來是在不同的基礎上所形成的。精英們總是想要把他們的統治合理化，他們使用「政治方程式」（political formulae）或者其他自圓其說（self-justification）的方式，使自己和群眾都維持在一種安定沈默的狀態中。統治階級「並不只是因為事實上佔有權力而正當其權力，他們反倒是要為權力找到一個道德和合法的基礎」。而柏烈圖更是為為權威只不過是一種騙術，而非精英的自圓其說。
n 價值（Values）
韋伯和熊彼得認為，自由民主的理想和價值之間的差異是可以忽略的；而且大眾控制的可行的程度，可以在代議政府中實現。激進的精英論者強調，大眾參與是完全可能的，但在精英團體間的勾結，使大眾參與不能實現。
從自由派的統合主義（liberal corporatism）某些左派角度來說，與勞工在競爭性的資本主義體制下，經濟上的解體（economic disorganization），或在國家社會主義體制下，政治上的組織化（political regimentation）相比較，大眾參與可以強化勞工在經濟和政治上的談判力量。
在自由民主理論中，採取更為保守的「統合主義偏見」（corporate bias）看法的人，則樂意看到能夠整合並懲戒工人階級的各種設計，但是一旦勞工運動更能夠重新分配所得，使自己更為有利，或在經濟生活中，引起盪不安；保守派便會覺得心神不寧。而這種價值和政治忠誠（political allegiances）的明顯對比，顯示出在精英主義的方法論、國家理論和政治價值之間，缺乏必然的對應關係。
& 輸入的政治學
n 政黨競爭的限制（The limitations of party competition）
政客們和大眾傳播媒體控制者相互勾結，以排除對有力的選舉競爭活動有威脅的議題，其結果便是所謂的「偏見的動員」（mobilization of bias）。在任何一個自由民主國家中，政治和庄會衝突的結果，會累積起來，產生偏見動員的效果。隨著時間的過去，辯論的範圍會被限制或轉移到特殊方向上，但是總會到一個把權力穩固在更持久的形式上的方向，久而久之，公民們就不會察覺，反而會視為整個政治景觀的無可爭論的、「自然的」面貌。
現代官僚組織中，權威是有層級的，在一個指揮系統中，權威是由發號施令者灌注到接受命令者身上。官僚組織是一個非人格人（impersonal）的組織，它的規則的建立和遵循乃是在一個合法化的理性─法律的模式之上進行，決策是把規則有條理地運用個別事例上的結果，而不是任何私人的動機。韋伯把國家的官僚化解釋為「世界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 of the world）的一部分，是工具理性戰勝價值理性。
n 國家結構的集中與分化（Centralization and fragmentation in state structures）
激進的精英理論者同意國家活動的範圍擴大了，而且也愈來愈有集中化的傾向，但是對於政府的不同部門，如何運作的方式，提出了三種互相衝突的看法。
第一，二元政體（dual polity）的模式認為，在組織和運作上，美國各州和地方政府，再加上國會，基本上是多元化的，因為對國家精英來說，他們只能處理沒什麼重要性的次級議題（secondary issues）而已。
第二，與此不同的是精英理論中關於社區權力的研究（community power studies）認為，國家精英並不是只以一種毫無關聯的方式，漂浮在包含自由民主國家中的內部政治的廣大的次要論題之上。國家精英反而需要區域性的或地方性精英所組成的下級結構的支持，而這些中央級以下的決策者，在把外在的企業和社會精英的不同影響力傳送到政府時，也扮了一個重要的角色。
第三，比較技術官僚政治的主張（technocratic accounts）並不把單一國家中的聯邦制或分權看成是意識型態的偽裝，或是在外在精英組織的直接反映。聯邦制和地方政府形成了一個有效率的政治分工，使得國家的分化（segmentation）得以發揮作用。
對民主精英理論家來說，政府決策的一個明顯的色乃是有許多不同的來源的壓力存在，以忽視公共利益的方式去確定政策。由於只有被認定的「自己人」團體才能穿透的強大政策網路的存在，特殊利益和遊說團體，很典型地會扭曲法律和行政的決定。在美國的系統中，這些網路是以「鐵三角」的面貌出現，特殊利益團體是以一個統合的方式，和國會中的委員會及有關的聯邦政府機構共同合作，把政策扭轉到與他們利害有關的方向去。
n 精英理論對自由民主國家的描繪（Elite theory images of the liberal democratic state）
從柏烈圖開始，精英理論家就一直相信，在自由民主政治中，社會流動的程度，是政治穩定的一個很好的代替的指標。向上的社會流動愈少，階級的界線就愈明顯。若是向上的社會流動的可能性如果被普遍的認知，就會高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的合法性。
即使在非政治精英中，向上的社會流動是可能的，可是如果沒有出現政黨的輪流執政的話，在那些永遠被於統治權力之外的少數團體的領袖之中，也會產生反體制的挫折感。缺乏政黨輪流執政，對統治精英而言，也會造成某些後果。尤其在一個特殊的精英團體（或精英聯盟）強力控制政治權力的地方，我們會很容易發現政府愈來愈無能，保守的領導階層使用私人與施恩現象（nepotism and patronage），以及不斷升高的貪污腐敗情事，當政府長期處於這樣的情形時，改革的呼聲也將日益高漲，一個建立在無法實現的期望之上的危機的可能性也就因此產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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