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個拍照的。我對攝影這門藝術的看法有堅定的信念。攝影是一項靠對象來說話的表現媒材，沒有對象，就不可能有作品。因此，我認為：再了不起的攝影家，充其量也只是百分之五十的創作者。因為，另外的百分之五十是對象給的。尊重對象是攝影最基本的倫理。逾越了這個分寸，用相機去利用或醜化對象都是不對的。所以，我期許自己，要讓被我拍到的人看到照片時，不會直呼：「怎麼那麼倒楣被阮某人給拍到了！

為什麼大家一窩蜂朝死胡同走呢？是島國子民的封閉心態？是經濟發展後的自我膨脹？是政客獨立建國大夢的催眠？是台灣人內心深處沒有自信的顯現，用自大來掩飾自卑？是什麼原因讓我們把電子花車視為台灣的草根文化？是什麼緣故讓我們為難看之至的金光霹靂布袋戲喝采，是什麼道理讓我們為檳榔西施造像、把強姦人犯當英雄、把做秀的小人捧成主流，把惡解釋成善，把醜視為美，把沒有品味以「另類」之名合理化…… ？

記得我剛學會拍照，行腳台灣之初，從鏡頭中看到的人物，一張張容顏都是那麼的善良知足。從觀景窗框取的鄉間景物，是多麼的寧靜和諧。那是台灣多麼美好的一段歲月呀！

那時人人勤奮工作，對未來充滿希望。文化工作者以追求理想為志願，以良心為方向。但現在呢？我一拿起相機，總是看到充滿怨恨的表情和被物慾盤踞的神色。以前走訪過的那些村鎮，早已毫無規劃的發展成雜亂無章的招牌迷宮和疊床架屋的市集。

就在大家為迎接千禧年而做準備時，我也做了決定：用創作來告別自己曾經深情擁抱的本土。然而在展覽開幕的前夕，九二一地震把我給撼動了。

震災最嚴重的南投、台中兩縣的那些鄉鎮，我都一一走過，有的還寫過報導，拍過很多照片。埔里、國姓、集集、竹山、水里、武界、草屯、霧峰、東勢、谷關……，這些地方在我年少時，喜愛品嚐孤獨旅行的日子裡，曾經是那麼寬容的接納過我呀！我的成長經驗和這些地方是無法撇開的。我把四個展覽的作品售出所得全數捐給「中華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做為震災孤兒的扶養經費，然後，安排了幾天行程，請一位房屋全倒的災民學生帶我走訪一遍災區，看看那記憶中的夢土，還剩下些什麼？

記得那天，車子停在台中市國光路與大明路口的紅燈前，學生指著對街說：「從現在起就要進入災區了！」此刻，我才意識到，這次的災害面積比我原先以為的要大了很多倍。

在一路殘垣斷壁的帶引下，我到了剛修茸完尚未驗收、卻已被夷為平地的霧峰林家花園，然後是草屯、南投、埔里……。一步步來到震央－－國姓鄉南港村九份二山的韭菜湖山頭時，我早已欲言無語，心中淌血。

回到台北，我覺得自己也像是災民；雖然，這次地震我和所有的親友都沒受到皮肉之傷，或太大的經濟損失。那些家破人亡、一切都被毀滅的畫面，讓我看不到希望所在。當一個人感到失去希望時，就簡直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走下去。

就在那陣子，我接到一通電話，是好幾年沒見面的朋友，音樂工作者李壽全打來的。原以為他是去看了我的展覽而來致意的，因為「有名人物無名氏」裡就有他的一張肖像。沒想到他要我幫個忙。

他說他剛任大愛電視台的顧問一職，正在籌畫一個每天在整點新聞前播出的三分鐘短片。希望能透過不同文化工作者的眼睛，去訪問慈濟所認養的災後重建的中小學，觀察在新學校蓋好之前學生的心靈重建狀況。

當時，我並沒有一口答應，只同意一起和大愛電視台總監姚仁祿先生和製作人王理小姐談談。那天四個人在偌大的會議室中，我坦白的告訴姚先生：「我認為台灣只會越變越壞，不可能變好了 ……，我看不到什麼希望……。」

沒想到，這位虔敬的慈濟人語重心長的回答：「不只是台灣，整個地球各個角落的發展都呈崩塌的狀態。要是有什麼能讓崩塌的速度慢一點，也是值得做的……。」

這句話讓我大受感動，也感覺自己沒有悲觀的權利，只有答應下來：「好吧，我就試著去尋找希望吧，那怕是一丁點也好！」

一年過去了。現在如果有人問我：「這一年來，你最大的感想是什麼？」我會如此回答：「感恩。」

「感恩什麼？」

「感恩一切。」

「感恩」這個詞，以前從未出現過在我的嘴中和筆下。當我第一次從慈濟人口中聽到我向他說謝謝，他卻回了句「感恩」時，我是很詫異的。「謝謝」已經被大家用習慣而成為一句普通招呼，而「感恩」卻是有什麼大恩無以回報的重話。起先我也只是將之歸於慈濟人的口頭禪，不必放在心裡那麼重。但一年下來，我自己也經常不經意的會說出、筆下也不知不覺的會寫出這兩個字。

我感覺到自己的改變，雖然到目前為止，我依舊深怕自己去信了什麼教。因為那意味著自己的精神、心靈被一個固定的框框給套住了。我相信有神存在，但是怕去皈依任何宗教。我試著將自己的宗教情操，付諸於我對理想的堅持和實踐。

我是個拍照的。我對攝影這門藝術的看法有堅定的信念。攝影是一項靠對象來說話的表現媒材，沒有對象，就不可能有作品。因此，我認為：再了不起的攝影家，充其量也只是百分之五十的創作者。因為，另外的百分之五十是對象給的。尊重對象是攝影最基本的倫理。逾越了這個分寸，用相機去利用或醜化對象都是不對的。所以，我期許自己，要讓被我拍到的人看到照片時，不會直呼：「怎麼那麼倒楣被阮某人給拍到了！把我拍得那麼醜、那麼畏縮 ……。」如果被我拍到的人會說：「阮某人把我拍得好有精神！」我就會覺得一切辛苦沒有白費，得到了最大的褒獎。

我很慶幸自己不是一個新聞從業人員，有時不得不去拍自己痛恨的內幕新聞，或不能認同的政客行徑。我會拍一張照片，是想要肯定自己所相信的價值，想要使這個價值永遠存在影像裡。不管時代怎麼改變，政局如何轉向，社會風氣如何沈淪，是非如何混淆，人性如何物化，我要用相機去證明：美好的人性光輝曾經被我親眼看到，並且被我有力的捕捉到。我期許自己能夠把希望的剎那火花，凝為永恆的希望之光。我期盼大家能彼此打氣，在最黑暗的角落裡，依舊可以期待希望的火苗。這樣一來，我們就有能力護持火種，把薪火傳遞下去。我期許自己，要常常設法付出溫情，而不要去冷酷的告訴別人：「別自欺欺人了！這個時代，這款世界，這種社會，那有什麼希望的火苗存在！」

一年來，我的確受到了許許多多的鼓舞：從災區的學童身上，我看到生命力的強韌。從各個角落無數慈濟人的奉獻，我看到人性之光。

我拍攝的第一所災區學校是台中縣大里市的塗城國小。那時幾乎所有災區學生都已遷入組合屋上課了，只有人數太多的塗城國小因組合屋搶建不及，依舊借光正國中的空地搭帳篷上課。三千七百多名師生邊吹風沙邊上課的度過近三個月。

遠遠望去，那三排帳篷長龍真叫人心酸。但走近碰到的所有孩子，卻都已經適應了這不便的臨時場所。孩子們以笑靨迎人，以天真的童言回答有關地震災情的詢問。大家都沒有被擊倒，反而因通過一場無情的考驗之後，而越發堅強。那一張張臉龐真是讓人震撼呀！在拍攝一位特別有自信的、四年十四班的女學生陳香岑時，我心裡做了決定。

這回，我要只當個專門為這群小勇士塑像的照相師。相機背後的我並不重要；鏡頭前的每位孩子都必須是有名有姓有背景的主人翁。我要來尋找這些希望的種子，來從他們身上得到啟發。我要替他們拍一本「地震的一代」的學生畢業紀念冊。

最早慈濟希望工程所認養的學校只有二十多所，後來卻一路追加到五十所。起初我在大愛電視台的任務只有一個月，接下來的文化工作者分別是黃春明、虞戡平、柯一正、雷驤、丁松筠、吳念真、陳若曦等人。但我主動的挑選了沒有造訪過的行程，繼續隨著其他文化工作者一起去拍照。但是到目前為止，我依然沒有走遍所有的學校，所以，我的工作離完成還早。我打算一直拍到這些新學校全部蓋好，並且有學生從新學校畢業為止。

一年了。我的第一階段工作已告一段落，並編輯成「尋找希望的種子」一書，預定在九月二十一日地震周年當天出版發行。這本書裡的文章和照片除了在報紙副刊發表過一部分之外，大多是在慈濟內部刊物慈濟月刊連載。這是一本免費贈送的雜誌，發行量達三十萬份。有幸和以前不知道我的慈濟人分享我的工作，使我覺得日子過得很豐盛。我的照片也被印成募款的大小海報和介紹「希望工程」的小冊子… …。我非但告別不了本土，還被九二一地震給拉到災區裡，和可愛的小孩子及大人共度了一年。

我看著孩子們從帳篷搬到簡易教室，看他們上課考試、看他們運動比賽、看他們跳舞唱歌、看他們在寒夜裡與大人一起拉胡琴。看他們聽黃春明說故事、向雷驤學版畫、和陳若曦綁童軍棍，向丁神父傾訴落淚……。我也參加了他們災後的第一次畢業典禮；在災後的第一次暑假中，和慈濟大專青年聯誼會的學生共度夏令營時光……。

我也認識了很多位值得敬佩的中小學校長和老師，見證了慈濟人做事的原則及態度。很多災區學校的老師們，本身也是受災戶。地震發生後才幾個小時之內，在和外界完全隔絕訊息之際，恐懼虛弱的他們就喝到了慈濟志工們熬的熱粥。這些老師們在深受感動之餘，無一例外的全部加入了慈濟功德會，成為慈濟志工。

　 這樣的老師，在慈濟幫忙蓋的學校下所教出來的孩子，會不知道感恩嗎？慈濟的善款是來自於全國民眾和世界各地的人士。這些學生身受的，是多少人的愛心啊？暑假期間，慈濟認養的很多所學校，都陸續破土動工了。進度最快的，在寒假就會落成。最近大愛電視台又把我安排在九二一周年的月份裡，每周出外景去觀察學校興建的進度。

我有機會更了解證嚴上人對這些學校的寄望之深。這五十所學校都是由全國最好的建築師所設計，並由上人親自督導每一環節。施工品質是台灣建築工程的新標高，以蓋幾十層大樓的SRC鋼骨結構來蓋兩、三層的學校。每一處鋼筋綁鐵絲的所在都有先畫好的編號圖示，非得照圖綁紮和驗收不可。而每一車混凝土從出廠到工地現場灌漿的時限，都有最嚴格要求。慈濟本身還有專業人員在場監工。如果台灣所有的工程建設都是這樣設計與施工的，那再大的地震也不用怕了。

一年來，我從大愛電視台「希望工程」的製作小組成員身上，也學到了不少。我欣賞他們的工作精神，也敬佩他們和採訪對象所建立的互信關係。我自己也做過五年的電視節目，知道一般電視工作者的習性。在節目預算及收視率的雙重壓力下，做什麼都求內容聳動，然後搶快播出製造話題；和採訪對象的關係往往是彼此利用，拍完播出之後兩不相干。這些工作人員卻是很不一樣。他們總是先考慮會不會打擾到孩子正常上課，會不會讓孩子受窘什麼的。從很多小事上，我完全可以體會他們是用愛心在做節目。

霧峰國小一○二周年校慶的那天，一年八班的林家立同學因為媽媽遲遲沒來，而所有的同學和家長都已開始享用同樂會上的盛宴時，執行製作蔡依芸立刻衝出去買了一份麥當勞兒童餐回來給家立。家立家全毀，一家三口和朋友合住在貨櫃屋裡，地震陰影一直揮之不去。但最後他媽媽不但來了，還帶了自己親手做的、剛出爐的披薩。

吃素的攝影師陶凱倫，工作起來全神投入，往往是最後收工的一位。顧家又疼小孩的他也把關愛付諸於拍攝的對象。有一晚，他在爽文國中三年甲班同學賴莉娟的家中，燒了一頓葷菜大餐請她和弟弟賴來佑吃。這對姊弟的父親早逝、母親改嫁，和祖父母住在偏遠山區。兩位老人家每個禮拜有三、四天會在山上工寮照顧自己種的生薑和梅子，此時姊弟兩人就自己理家燒飯、互相督促做功課。明白這種狀況後，大愛電視台的同仁買菜的買菜、洗米的洗米，然後由公認手藝最好的凱倫當大廚。吃素的燒葷菜，還真美味。

製作人王理，對有特殊狀況的學生特別留意。瑞城國小四年一班的何明宗有學習障礙，但耍起特技來可靈巧無比。有一回王理驚喜的告訴我：「真沒想到何明宗還是公認的躲避球大王，在球場上威風八面。」讓我感動的是，王理真的是為何明宗感到驕傲。

中寮國中的應屆畢業生游政壹，在學校是個特立獨行的人物。王理三番兩次想要好好採訪他，都沒能如願。後來她告訴我，游政壹在家中判若兩人，事親至孝、懂事又有擔當，令人難以想像他才是個初中生。

王理和這些孩子都成了朋友，並經常會接受他們傾訴的電話。有時在外景車上，她的大哥大一響，我們會猜，這回是社寮國小的「阿樂」還是「紅豬」，或是……。

而兩位輪值的導演許明淳和黃重興，以及幾位助理和後製作的人員，莫不有著慈濟人的好心腸。

一年來，我們的話題都是那所學校的校長、那位老師、那個同學的什麼事。而我這個拍照的，在現場看到的、受到感動的，都已曝光成一張張的照片。攝影家受到感動的那一刻，就是創作的同一刻。一份情感的進與出，一份感動的受與給，都必須同步。攝影家無法靠回憶來按快門。他捕捉真情，同時也被真情擒住。這是真正的分享。在某方面來說，他更應該知道感恩。感恩他所看到的、拍到的一切。

也許當我這一年的攝影成績發表之後，又會有人批評了：「怎麼阮義忠光是拍些快快樂樂的孩子臉龐，而不去挖掘現實？世界上有多少不公不義、多少苦難呀，阮義忠為何避而不見！」

如果人要接觸這些所謂的現實，每天翻開報紙、打開電視，形形色色的醜陋事情，各式各樣的腐敗人性，沒有什麼會漏掉的。在浩劫過後，我不想到災區去挖掘任何的不幸。我要尋找希望和美好，也要與大家分享我的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