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學而優則仕的情形非常普遍：然而，學者(包括社會運動者或良知人世)從政的評價未必與其聲望或學識成正比。究其原因在於這些非專業官僚系統出身的人做官後，往往難以界定自己的身份，人格早已「自我標籤化」。做官的目的不是為民服務，而是在標舉自己的旗幟。例如王如玄、劉憶如及王清峰就是如此，她們堅持己見，不容任何折衷。王清峰企圖以她個人廢除死刑的意識型態擱置死刑的執行。王如玄辭職當日仍以勞委會名義刊登反對行政院決議的廣告。
相反的，第一任文化部長龍應台就很清楚這個分際，可能與她在美國受過教育與德國的居留經驗有關。茲列出兩個案例，以供參考：

1. 政務官該不該使用知識分子——作家的權力？
龍應台《當權力在手》
不應該。一旦「下海」成為政務官，就應該是各方檢討批評的對象。政務官的舞台是他的施政，他一切的自我辯護應該都在他的施政措施中不言自明。一方面享有施政實踐的權力，被批評時又想同時擁有知識分子的言論利器，豈不等於既是馳騁場上的球員，又要做吹哨子論成敗的裁判？……同時要擁有兩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權力，是不誠實的。……我的筆，不能出鞘。

”——龍應台《當權力在手》

2. 對人權與六四事件態度

就任文化部長之後，在民進黨立委段宜康、鄭麗君等質詢六四事件時，拒絕在民主與人權議題上表態，引起爭議。龍應台回應，因為文化部將在ECFA的架構下與大陸協商，為了避免與中國進行談判時造成問題，做為文化部長，她拒絕對此做出任何回應，至於身為作家的立場，在她的書中已經寫得很清楚。楊憲宏與陳芳明等人士，對此提出批評，認為她的態度，無法顯示政府堅持以人權作為台灣核心價值。(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