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過去的發展完全仰賴成本優勢，政策手段不出降低稅負、補貼油電、壓低勞動條件、犧牲環境品質，以及為了特定產業的出口配額或關稅而犧牲其他產業。這些補貼手段培養出各級產業競逐下游的惰性，也導致政府財政嚴重惡化。

主計處稱近年來各級政府稅收僅佔ＧＤＰ的十二％，遠低於ＯＥＣＤ國家的廿七％。而世界銀行二○一二年的統計資料更難看，台灣政府稅收僅佔ＧＤＰ的八％，遠低於中國的十七‧五％，韓國廿五‧六％，日本廿八‧一％，以及巴西與英國的卅四‧三％，甚至遠低於國債高築的希臘與西班牙（分別為廿九‧四％與卅‧七％），和政府結構遠小於台灣的新加坡和香港（分別為十三‧四％和十三‧九％），即使赤字預算嚴重的美國都還有廿四％。

稅收嚴重不足，使政府沒有財源進行突破困境所需要的服務與投資。台灣政府支出僅佔ＧＤＰ的十六％，低於新加坡的十七％與香港的十七‧三％，更遠低於中國的廿三％，韓國卅三‧一％，巴西卅八‧八％，日本四十二％，美國四十二‧二％與英國的五十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