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錄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吳文星教授寫的「日治時期台灣的教育」中有關師範 專科與高等教育狀況，與大家分享。期望那些仍然迷戀日本殖民地時代的人了解一下當時僅有極少數台灣人可以接受中等與大專教育。台灣光復時，受過師範教育僅有七千多人，專科與大學畢業生約兩千人，兩者合計不到台籍六百萬人口的0.2%。
 
日治時期台灣的教育 吳文星教授

日治時期台人的精英教育頗具特殊性。鶴見氏（Patricia E. Tsurumi）指出日治前期總督府僅有限度擴充公學校，並盡可能防止台人產生接受較高的教育、較優越的社會地位及較好的就業機會等需求，只希望公學校畢業生仍追隨其父兄務農和經商，或成為新工業的半技術工人，只有少數較為優秀的方鼓勵其投考國語學校師範部或醫學校，教師及醫師成為少數台人得以合法尋求上昇流動的兩個主要安全瓣。易言之，1919年以前，國語學校及醫學校是當時兩所台人的最高學府，為當時台人精英之搖籃，若累計兩校的畢業生，僅得2,151人（台籍前者165人、後者486人），只占1919年台人總數的0.06％。無怪乎，時人將該兩校比作英國的劍橋和牛津大學。1920年代，該兩校出身者紛紛成為台灣社會的中堅人物，其不僅是專業人才，且是實業、政治等各界的活躍人物。

就師範教育觀之，1900年代中期起，招收台籍生的國語學校師範部乙科錄取率約15〜20％。1919年，國語學校改制為台北師範學校，並陸續增設台南、台中、台北第二師範學校，師範學校的入學競爭更加激烈，1922〜1940年間，公學師範部普通科台籍生平均錄取率為5.1％，最低時僅2.3％，講習科為13.9％。資質極其優秀方能考取，自不待言。終日治時期，師範學校始終扮演社會領導階層搖籃之角色。1896〜1942年，師範學校畢業生計有台人7,314人、日人6,765人。

就醫學教育觀之，1900年代中期起，醫學校錄取率只約10％，可說是有志升學的台人子弟之第一選擇，1919年以後，隨著學制之改革，醫學校改制為醫專，1936年併入台北帝國大學，稱為附屬醫學專門部，並另設醫學部，更是台人精英分子所競趨之目標。迄至1945年獲得台北帝國大學及中央研究所博士學位的台籍人士計有98人，除徐水泉、徐慶鍾為農學博士外，其餘的均為醫學博士（註一）。若略作統計，1896〜1945年度，醫學校畢業生計有台人1,771人、日人794人。

1920年代以後，主要的精英教育機關尚有台北高等學校、台北帝國大學及農林、商業、工業等專門學校。台北高等學校設於1922年，其畢業生可升入台北帝國大學或日本國內各大學。台、日籍生人數頗為懸殊，台籍生必須極其優秀始有希望入學。若累計1928〜1945年的畢業生數，計有台人591人、日人2,035人，其中，台人習醫者358人，占60.6％，習法者85人，占14.4％，充分反映出當時台灣社會精英競趨於醫、法二途。

1928年，設立台北帝國大學，初設文政及理農兩部，其後，增設醫學部、工學部。至1943年度，畢業生計有台人161人、日人677人，其中，文政學部台人45人、日人277人，理農學部台人37人、日人303人，醫學部台人79人、日人97人。此外，至1945年，醫學部畢業生計台人130人、日人145人。明顯的，台、日人數極其懸殊，該校非為台人而設，自不待言。

至於專科教育，1919年起，先後設立農林、商業及工業等專門學校，最初係招收公學校畢業生，修業六年，1922年以後，改為招收中學畢業生，施以三年的專業教育，若略作統計，1921〜1942年度，農林專校畢業生台人99人、日人716人，商業專校台人425人、日人1,607人，工業專校台人162人、日人610人。明顯的，台、日人數相差懸殊，台人平均只占日人的四分之一。由此充分反映共學始終徒具虛名，台人子弟必須極其優秀方足以擠進高等教育的窄門。就所習學科觀之，呈現極度失衡現象，以習醫者占絕大多數，占在台受過高等教育者總數的70％。

台人深知總督府長期本乎差別待遇原則設計的教育制度，只偏重初等教育及初級職業教育，中等以上教育設施明顯不足，充其量不過企圖將台人同化在日本社會的底層，由是而激發台人的不滿和自覺，成為反同化主義的動力，阻礙了對日人和日語的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