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中華 )

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這是孔子在人生謝幕前，對自己的一生所做的回顧和總結，

值得我們仔細體味其中的道理。

孔子的這段話，其實就是給出了人們，

在提升自我的人生境界方面的不同階段和步驟。

所謂“志於學”，

就是自覺地意識到了學習的意義，“學”乃孔子的志向所在。

這裏所說的“學”，不僅僅包括讀書，更主要的是指習禮。

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

“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

“俎豆”係古代人們祭祀用的器皿。

兒時的孔子即開始練習禮儀，這是人格修養的最初步驟。

 
“三十而立”，立於什麼？“立於禮”。

一個人在人格上的獨立，其實是個倫理道德問題。

 
“四十而不惑”的“不惑”，

是指知道了為什麼遵循禮儀的理由，即不僅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

所以孔子又講：“知者不惑”。

怎麼才能“知”？儒家主張“格物致知”。

所謂格物的“物”，不是那種與人無關的外物，而就是“做事”而已。

格物致知無非是通過“物”的道理來領會“做人”的道理。

 
“五十而知天命”

是說孔子五十歲上明白了倫理道德的總根源，即最高那個道理，

但尚侷限於“知”，故有待於落實到“行”。

 
“從心所欲不逾矩”，乃是大自由、大自在，

是那種達到了既自由自覺、又自然而然的物我合一、圓融無礙的狀態。

在這個階段，天道與人道已泯然為一、了無分別。

一個人不論怎麼想都不會超越規矩的約束，

而這種約束亦失去了外在強制的意義，

而是完全吻合了人的主觀意志的欲求。

這也正是儒家，

在人格建構方面的最高理想～天人合一和知行合一的境界。

 
馮友蘭先生則提出了人生“四境界”說，

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自然境界，

就是那種未經自我意識反省的、“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生存狀態，

亦可謂按照本能生活的狀態。

此時的人屬於“庶人”，他還“不知有我”，這也是多數人的生存狀態。

它也符合馬斯洛“需要層次論”的觀點。

 
功利境界的人自覺地追逐自我利益，

是“有我”狀態，其人格為“小人”。

道德境界不是索取而是犧牲和奉獻，

因而達到了“無我”狀態，其人格是“君子”。

 
天地境界意味著天人合德，也就是孔子所謂的“從心所欲而不逾矩”。

它達到了“超我”的狀態，其人格是所謂“聖人”。

故二程曰：“聖人即天地也”。

 
馮友蘭的“四境界”說雖然在形式上與孔子的不同，

其實它們在究竟處本無二致。
 
人生境界的提升過程，也就是人的自我覺解和覺悟的過程。

一個人在自己一生的成長和提升中，未必一定能夠達到聖人境界；

但對這一超拔之境界，

須持一種“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般的敬畏。

在人格境界的成就方面，

也是“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僅得其下”的。

 
傳統的人才觀講究德才兼備，強調以德為先，不是沒有道理的。

現代的人才觀似乎更偏重於才而忽視了德。

不管人格高下，只要有一技之長就足矣。

殊不知，當一個人道德敗壞時，其才能越大，帶來的危害也就越大。

古今中外，不乏其例。

怎樣才能使人有德呢？

這就離不開人生境界的修養和提升這條路徑。

 
歷史上的高僧大德，無不是目光如炬，兩眼炯炯有神。

他為什麼異乎常人？

就在於這是“誠於中而形於外”的自然流露，

是境界的折射，裝是裝不出來的。

儒家講究所謂“聖人氣象”，它無非是聖人境界開顯的結果罷了。

現代人的目光何以往往有些遊移不定，有些迷茫和空洞，原因何在呢？

大概同今天的人們不再注重境界的提升不無關係。

 
人的境界不同，為人處世的姿態也會大不相同。

提升人生境界，絕不是讓人們放棄庸常生活和俗務，

絕不是讓人們逃避現實、“遁入山林”做“隱士”。

它不僅無礙於做工、務農、治學、從政、經商，

相反倒是有助於各行各業的成就。

因為它解決的問題，不是做還是不做，

而僅僅是如何做，即究竟以怎樣的態度去從事這些行業才恰當。

 
為什麼會有政治家同政客的分野？

為什麼會有儒商同小商小販的分野？

為什麼會有科學家同工匠的分野？

為什麼有的人把職業當作事業甚至志業來做，

而有的人僅僅是把職業當成混飯吃的行當？

其中的差別安在？說到底就在於境界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