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關條約的歷史教訓

▉林明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今年是馬關條約締約一百週年，也是終戰後五十週年。百年前，大清帝國將台灣割讓給日本，置台灣居民的意願於不顧，事後亦無任何善後之措施。事實上，在一八九五年馬關條約簽訂之前，中國政府從未有效的統治過台灣，而且中國對台灣的主權在馬關條約時，已完全放棄。此後五十年，台灣人只有
逆來順受，承受異族的殖民統治。

　　馬關條約的簽訂，不曾有台灣人民參與，生殺予奪，全操持在他人手中。台灣的先烈雖勇敢地捍衛鄉土，但結果仍難逃「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命運。馬關條約意味著中國對台灣邊陲之忽視，棄置不顧，而台灣人民卻仍「戀戀風塵」，始終感念大中國的「列聖舊恩」。過去四百年來，台灣未曾為自己的存在而存在，永遠是作為達到其他目標的工具。在清朝眼中台灣是「化外之民，蠻荒之地」，更是「鳥不語，花不香，男無情，女無義」，可以隨意割讓的島嶼；日本殖民統治，使台灣人淪為二等國民；戰後，在國民黨統治下，又成了「反攻大陸的基地」，如今在國共兩黨的「一個中國」政策之下，台灣恐又將成為大漠沙文主義的犧牲品，台灣本身一直沒有存在的價值。因此，台灣人必須有所覺醒，能認清馬關條約後百年來
台灣的苦難歷史，毅然割斷禍貽子孫的「中國情結」。

　　回溯百年前的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清朝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與伊博文等在日本馬關（下關）春帆樓簽訂「馬關條約」十一款，割讓台灣和澎湖列島，及其子李經方與日方辦理交接時在敵人面前萬般推諉、卸責，不僅盡力撇清與台灣的關連，甚至鼓煽敵人，「彈壓兇橫的台民」，充分顯示中國政
府鄙視、棄置台灣的心態。

　　在無情無義的「祖國」態度冷漠而苛酷的封鎖大陸對台灣的一切支援，而在「無天可籲，無主可依，台民公議自立為民主之國」－－台灣民主國，雖只是曇花一現，但對台灣人，卻是難得的歷史考驗。當時中國已棄台灣於不顧，但台灣人卻仍是百般倚賴。易言之，中國已棄台灣於不顧，但台灣人卻仍是百般倚賴。易言之，中國已出賣台灣給強日本，而台灣尚在依戀、幻想中國皇帝「何忍棄之」的悲情中，而訂民主國年號為
「永清」，可見民主國時代「中國情結」之深，受害之慘。

　　推動台灣民主國的建立，而「心懷祖國」，幻想帝國主義列強支援的台灣士紳，與眾所擁戴的民主國總統唐景崧等一大批大陸官兵在「建國」之後不久即爭先恐後的逃走之後，只剩下台灣人中小地主與知識分子，為保衛自己的鄉土、財產及尊嚴，毅然起而聯合佃農與原住民，拿起原始武器－－「竹篙菜刀」，去抵擋擁有近代化武器的日軍。先人的這種血汗，凝聚成抵抗外來政權的「台灣人意識」。其後五十年，備受日本殖民統治的歧視和剝削，但反日的情緒普遍而深入，啟發了台灣
人民特有的「國民意識」。

　　令人慨嘆的是，自馬關條約後不久成立的台灣民主國時代的「中國情結」，迄今仍未能完全割斷。多年來，這種被濫用，極為危險的「中國情結」，對整個社會造成極大的傷害，以致國民心理、價值觀念、社會倫理、教育制度，甚至政治生態，均被扭曲變形，而受了嚴重的打擊。因此回顧馬關條約以來台灣的行徑與歷史命運，必能瞭解「祖國」是靠不住的，其對邊陲的統治者心態，遠較異族為甚，此由二二八事變之發生即可得到印證。其實二二八事變亦為「中國情結」引發的禍害。當時台灣知識分子無不將台灣的政治腐敗歸咎於陳儀，一廂情願的以為中央政府必定會有改善，因此頻向南京政府陳情，但奉為救星的蔣介石卻派大軍來台灣，對台灣的菁英、民眾，施以「格殺勿論」式的，有計劃而無情的大屠殺，至此台灣人才真正的覺醒。足見戰前戰後，中國對台灣邊陲的統治心態絲毫未變。但亦因在此情況之下，台灣人才覺得應自己建立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的思想。二二八事變給台灣社會最大的教訓，乃是決不可以「種族」去認同中國，必須以「命運共同體」的意識，作為認同的基礎。且必須認清中共是極具敵意而危險的外國
，是唯一威脅台灣全體人民存在的國家。

　　際此馬關條約一百週年，回溯台灣這一百年來所承受的屈辱與創傷，歸根究底是來自「中國情結」，因此我們必須「割斷臍帶，成為自己的領航者」，徹底的切斷這種危險的「中國情結」，從而建立以二千一百萬人民利益為主體的國家與民主
社會。

（原載1995年4月17日台灣時報三版） 

馬關條約與台灣意識的形成

▉李永熾（台大歷史系教授）

　　大清帝國與日本國因甲午戰爭簽定了馬關條約。馬關條約在中國歷史上是中國喪失東亞霸權的開端，也是中國步向改革與革命之爭的契機。但是，無論改革或革命，都沒有給中國帶來新的希望，魯迅對中國國民性的失望勿寧是起自對革命的懷疑。在台灣歷史上馬關條約則是被賣與自我認知交錯的開始。被賣乃源於大中國（中原）中心主義者視台灣為邊陲，是中原中心主義者的負荷，一如越南給中國的負荷一般，所以棄置時反抗中原的台灣，等於卸下了身上的負荷。然而，歐美與日本這些近代形態的國家，反而承認台灣是鳥語花香的美麗島，與
中國的認知相當不同。

　　因此，大清帝國急著把台灣送給日本，馬關條約可以說是第一回出售台灣的單據，永懷大清的台灣民主國表面上是尋求不被異族統治的獨立之道，其組成份子則為清國到台灣做官的人員如唐景崧與劉永福之流，以及科舉及格的台灣士紳階級；他們的清國心勝於台灣情，建民主國只是為大清抵制日本的殖民，而非建立屬於台灣人自己的國家，其年號「永清」就是明顯的象徵。因為缺乏永續的台灣心，只是局勢不可為，自然棄台灣如敝履，紛紛逃往中國。台灣再度被這批永懷大清的中國中心主義者出賣。所以，不管拘於何種理由––維繫地方勢力或既有利益––，不管被稱為「土匪」或抗日份子，真正對殖
民政權加以抵制的還是和台灣這塊土地有感情的人。

　　一般認為，馬關條約讓台灣變成了日本的殖民地，事實上台灣在大清帝國時期也一樣是殖民地，大清對台灣的觀點，旅台做官者對台的剝削樣態，歐美國家關心台灣才逼使清廷在台建省的被動情勢，在在都證明台灣在大清時代的殖民情境。若以孫文等將滿族視為異族的觀點來看，台灣的漢族當然也是滿族殖民的對象。大清帝國把殖民地台灣割讓給大和民族，當然不會有所吝惜。若從這個觀點來看，自馬關條約以後，台灣與中國已各自展開了脫離殖民地自我建構的獨立之道。中國方面，漢族經辛亥革命脫離了滿族的殖民統治，又自我中心把滿、蒙、回、藏等締結為一，組成中華民族，做為中華民國（簡稱中國）的建國基礎。在台灣的漢族則與中國毫無關聯地自我展開抗日的脫殖民地運動，並且逐漸形成以台灣意識為基礎的島
國意識。

　　大清時代，台灣是閩粵各鄉人馬到台拓墾的時期，所呈現的是活潑的動態社會，爭執械鬥自然難免；大清政府無法強力掌控下，各社會集團各自為政的現象依然極為明顯，馬關條約簽定後的武裝抗日分別進行，沒有進行全島性的聯合，可以為
證。這跟戰後二二八幾天內就形成全島性的反抗，相當不同。

　　馬關條約後，台灣人民連續被出賣了兩次；日本政府也以國籍選擇來考驗台灣人，當然也希望台灣人全部「回歸」中國，騰出台灣的天地給日本人移民。但是，台灣人民卻出乎日本政府的意外，居然只有幾千人遷出台灣，絕大部分的台灣人都認同了台灣。往昔，台灣人民在大清的無政府狀態下，只有社會內部的族群或集團之分，而無以台灣島為中心所形成的內外之分。日本的殖民統治卻讓台灣人民感覺到了內外之別。而內外之別又很吊詭地和中心與邊陲關連在一起。例如，當時稱日本人為內地人，此內地含有大和民族中心論之意，於是台灣變成邊陲，而此邊陲又自我主體化，變成了「本」島人，日本人反被疏離出去，變成與台灣人不同的異族。這種內外意識逐漸強化後，台灣與日本的差異意識乃形成台灣視日本人為「四腳」的差別意識，極端的台灣意識。日治後期強迫性的皇民化運
動，可以說是要抹除此一差別意識的另一極端表現。

　　日本明治維新後，強力推行本質主義政策。資本主義化的基本原則是把一切都變成可交易的商品。這些商品也必須有一體性的交易網路，所以必須積極推動以交通運轉為主的基礎建設。日本在國內從明治維新後即積極展開此一資本主義化政策。日本殖民台灣之初，雖強調「日本工業，台灣農業」，依然沒有脫離資本主義化的範疇，要剝削台灣更不能免於此。後藤新平的土地改革雖是明治初期土地改革的翻版，也不外是要把土地商品化；縱貫鐵路的舖設和橫向小火車的連續，都讓台灣形成了一體的剝削網絡或交易網絡。這些措施更助長了內外之別的自我意識之形成。文化協會與農民組合的全島性串聯，也
許可以說是此一台灣意識的呈現。

　　馬關條約是台灣漢族和中國的漢族各自追求自己幸福的分歧點。中國漢族推翻滿族，建構新的中華民族，做為新國家– –中華民國及其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基礎，與台灣沒有太深的關係。台灣漢人脫離滿族統治後，進入大和民族的殖民統治，而與大和民族形成內外之別，激發了台灣人自我主體化的契機。台灣人也開始追求自己的幸福，但因不能充分認知馬關條約以來與中國漢族已形成不同的「民族」（nation）意涵，竟為同族（race）意識所魅惑，再度淪入同族殖民的悲慘境域。馬關條約給我們的教訓是不能把希望寄放在別國的善意上
，追求中國的善意將變成二二八的夢魘。

（原載1995年4月16日台灣時報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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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英久先生~你到底要和共匪簽什麼呢

為什麼台灣人民不能知道呢